一場“環保風暴”在中國內地刮起，30個總投資達1179億多元的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，其中包括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。理由是，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，屬于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。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并非始自今日。早在上世紀90年代，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。如淮河流域。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占到了80%，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污水溝。1995年，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。 據中科院測算，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占到gdp總值的15%，這意味著一邊是9%的經濟增長，一邊是15%的損失率。環境問題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，已成為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。 

目前，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.4萬多平方公里;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、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，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。 七大江河水系中，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%。全國668座城市，有400多個處于缺水狀態。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。如浙江省寧波市，地處甬江、姚江、奉化江三江交匯口，卻因水質污染，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，將鄉村河道里的水運進城里的各個企業。 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，需耗水330立方米，并產生230立方米污水;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.8萬噸廢水。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。其中80%以上未經處理，就直接排放進河道，要不了2017年，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。

全國1/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，有1/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。經濟發達的浙江省，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%。酸雨發生的頻率，上海達11%，江蘇大概為12%。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，如宜賓、懷化、紹興、遵義、寧波、溫州等，酸雨頻率超過了90%。 在中國，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~1400萬噸。而2017年，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.7萬噸，比2017年增長12%，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.7%。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。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，到2020年，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，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，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。

1月27日，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，如果再不加以整治，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、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，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。 治理污染陷于兩難有一種說法，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，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.5%以上。但這是在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，在中國，根據上海的經驗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，環保投入須占到gdp的3%以上。而在過去20年里，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，在90年代上半期是0.5%，最近幾年也只有1%多一點。環保是一種“奢侈性消費”，投入大，對gdp貢獻小，因此，一些本應用于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，也被挪作他用。 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:再不治理，未來無法保障;真要治理，則需大規模投入，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。 有人算過，云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，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，但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，至少得花幾百億元，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。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，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。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，即使是干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準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。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，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，時間也至少需要12017年。

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，在過去20年里，國內制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、降低成本的情況下，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:一是工資，二是環保。最簡單的事，例如水泥生產，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，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，占水泥出廠價的5%。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，如要處理，則每噸需花費1.2~1.8元。提高生產成本5%。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高的利潤率。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: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:或是建立以后就當擺設，白天把污水放到處理池里，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里，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。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，這5%的成本。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、生與死。 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——守法成本高、執法成本高、違法成本低，也助長了這種傾向。通常的情況是，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，需耗費50萬元，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，則只有區區5萬元，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“環保風暴”。 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，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，最后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。區區20萬元罰款，對于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，簡直是九牛一毛。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?因此《環保法》歷來被人稱為“豆腐法”。

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，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: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，大量人員失業，企業成本大幅提高，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。因此，無論是宏觀成本，還是微觀成本，實際上都無法承受。 四個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對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，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總結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: 首先，一些地方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，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。一些高能耗、重污染的小冶煉、小鐵合金、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項目，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現蔓延的趨勢。 其次，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，片面強調簡化審批，限期辦理相關手續。而不管項目是否會存在污染情況，只要來投資就批準，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“首長意志”、“先上車，后買票”等違法現象。 再次，環評質量亟待提高。有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，不敢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數據說話，評價結論含糊，模棱兩可，將項目的環境可行性與否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，甚至極個別的環評單位弄虛作假，編造、偽造數據，或者隱瞞事實，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，使環境影響評價流于形式，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。 最后，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工作開展不足。我國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型，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監管數量龐大的建設項目，顯然力不從心。 其實，環評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經濟利益在驅使。

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回旋余地極小的大國，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、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后崛起的一個后起國家。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，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后再來治理。 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，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、再治理污染的道路，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。 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表明，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: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，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，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: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，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，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愿的增強。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后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，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，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，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規律。 毫無疑問，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。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，國家太大，無法像芬蘭那樣，在本國制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，借助于全球化分工，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。 上世紀90年代末，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，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，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了。而令筆者吃驚的是，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。在中國，即使不發展工業，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污染物，也足以使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，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污染，也需要大筆投資，需要有經濟基礎。 中國在治理污染問題上，任重道遠，需要依法辦事，制止惡性環保事件的發生，延緩環境惡化的速度。